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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報記者 方翔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在當年慘烈的大屠殺期間，不少國際友人與眾多中國有識之士共同攜手，救助難民，揭露日軍暴行，譜寫瞭一曲動人的人道主義樂章，其中不少還與上海有著密切的關系。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石壁墻上用中、英、日三國文字鐫刻著一排黑色大字“遇難者300000”。來源：東方IC
饒傢駒，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名字
上周六（12月9日），上視新聞綜合頻道播出瞭《上海故事（345）：尋找饒傢駒（上）》（註：尋找饒傢駒（下）將於本周六播出）。
1937年11月，淞滬抗戰的規模逐漸擴大，侵華日軍燒殺搶掠所造成的難民潮從四面八方湧向上海租界。此時，一位名叫饒傢駒的法國人道主義者聯絡各方愛心人士，努力遊說斡旋交戰各方，在緊挨著法租界的南市老城廂一帶建立起瞭一片收容和保護中國難民的“饒傢駒安全區”，也就是我們習慣所說的“南市難民區”。
饒傢駒。資料圖
據南京師范大學(微博)歷史系教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連紅教授的研究顯示，饒傢駒為南京安全區的成立起到瞭穿針引線的作用。
“據時任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發起人杭立武回憶，當時南京國際委員會還希望饒神父能‘把地圖給日本的司令看，請他同意我們成立難民區，並且答應以後不要騷擾難民區。’”
南京安全區。資料圖
雖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安全區內也不斷發生屠殺、強奸、搶劫等駭人聽聞的日軍暴行，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南京安全區的存在，在20餘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的無私援救下，被困在南京的20餘萬難民才得以幸存。
張連紅說：
“在南京安全區設立的過程中，饒傢駒不僅在其中起到瞭穿針引線的作用，而且南市難民區的成立模式也為南京安全區提供瞭一個成功的范例。在此後日本占領杭州、蕪湖、廣州、漢口等城市時，這些城市都紛紛仿效設立難民區，特別是漢口難民區，饒傢駒曾親臨當地指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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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傢駒難民區，作為戰時保護平民的一個成功范例，不僅在戰時中國，拯救瞭成千上萬的貧民百姓，而且由於在上海的成功實踐，促進瞭戰後國際人道法特別是《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的制訂，為人類和平事業做出瞭十分重要的貢獻。”
饒傢駒在交涉難民保護問題。資料圖
上海音像資料館編研虞偉紅說：
“我們在《尋找饒傢駒》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也發現 1937年南京淪陷期間，約翰·拉貝建立的南京安全區就是借鑒瞭上海南市難民區的模式，拉貝還主動聯系饒傢駒，尋求他的幫助。”
“在海外的一些資料中，我們發現瞭拉貝以及南京難民區給饒傢駒的信。”
約翰·拉貝。資料圖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圖書館與公共資料館歷史研究員丹尼爾·帕米爾耶裡，在接受我們采訪時表示，饒傢駒安全區是被國際認可的第一個成功建立的國際安全區，它是一個中立的，隻有1平方公裡大的保護區，它沒有先例，確保瞭這個區域中人們的安全，它是一個戰時成功建立的，保護平民的管轄區，饒傢駒開啟瞭一個保護區的新模式，這個模式現在仍被一些有沖突的地區所使用，如果人們想建立安全區的話，也會借鑒饒傢駒安全區的經驗。”
饒傢駒安全區內設置的難民醫院。資料圖
上海，伸出援助之手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曾寫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的劉燕軍曾經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辦的《民國檔案》雜志賞刊登過《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鉤沉》一文，其中特別提到：
1938年1月下旬，中外慈善傢在上海成立瞭“南京國際救濟會”，為遭美國商標查詢受日軍塗炭的南京難民募集善款，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等組織精誠合作，指導南京的屍體掩埋、難民救濟等工作，其功績理應為南京人民所銘記。
南京城中的難民。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在劉燕軍看來，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對於南京的救援貢獻巨大，據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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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9年4月底，共收到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捐助的善款92436.09元，而同時期千元以上的捐款總數為505229.52元，所占比例接近20%。
在交通運輸特別困難的1938年年初，為將糧食運往南京，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亦有不少貢獻。此外，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還與許多慈善組織精誠合作，向其撥付瞭不菲的款項。
上海“南京國際救濟會”的功績應該為世人所銘記。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對於該會的瞭解還很不瞭解，其組織結構以及活動脈絡仍然處於不清晰的狀態，劉燕軍也特別希望有關研究機構和個人能夠有新的發現。
南京城中的難民。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1938年，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的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將一份約翰·馬吉拍攝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帶往上海，並公佈於眾。
事實上，當年許多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影像資料，都是通過秘密帶到上海之後，再向全世界公佈，讓人們瞭解南京大屠殺的。
近年來，上海音像資料館除瞭從海內外搜集到饒傢駒和上海南市難民區的珍貴歷史影像，采集團隊還在搜集抗戰珍貴影像的過程中發現瞭不少關於戰時南京的歷史影像，其畫面內容豐富，拍攝者來源多樣，其中甚至還有少量彩色影像。
日軍進入南京城。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據上海音像資料館版權采集部主任翁海勤介紹，目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珍貴影像資料包括：
1937年-1938年南京彩色影像，拍到瞭淪陷後城內街景和難民區，雖然隻有短短幾十秒，卻是目前該時期南京唯一可見的彩色影像；
1937年底，在南京工作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用自己的攝影機記錄瞭南京戰況。
南京城戰況。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南京街頭的遇難同胞屍體。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翁海勤說：
“2016年10月，上海音像資料館采集團隊赴美搜尋東京審判歷史影像時，首次發現瞭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委員之一的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又譯：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出庭作證的影像。”
“另外，采集團隊也搜集到日本軍方1937-1938年間攝制的紀錄片，其中拍到瞭一部分南京安全區內難民的生活，是目前極少看到的有關南京國際安全區的珍貴影像。”
南京難民區。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南京難民區。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南京城中的傷員。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日軍暴行受害者。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檔案，讓記憶重新拾起
2015年10月10日，總部位於巴黎的聯合國(微博)教科文組織在官方網站上公佈瞭2015年最新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名單，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榜上有名。
這次申報成功，既是維護史實之舉，也是捍衛尊嚴之舉，更是維護和平之舉。其中，上海市檔案館的一份外國人日記位列其中。
南京的國際紅十字會的醫院外籍人員所做的英文日記。上海檔案館供圖
據上海市檔案館整理編目部副主任、副研究員何品介紹，這篇史料，是當時在南京的國際紅十字會的醫院外籍人員所做的英文日記（作者不詳），詳述瞭他親眼目睹大批日軍湧進城，屠殺、奸淫、活埋中國百姓的血腥事實，原件由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日軍押送中國人。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影像資料中的英文記錄，中文譯文為“成千上萬的平民被繩子捆住，被帶到河岸、塘邊或空地，死於機槍、刺刀、步槍，甚至是手榴彈之下。”上海音像資料館 資料圖
除瞭這份英文日記之外，在上海市檔案館中還有一份當年慈善組織赴南京掩埋屍體的檔案，其中用瞭這樣的描述：
“所有屍體多被捆綁，其狀有被槍決後用火燒者，有槍決後丟於水塘中者，亦有溺斃者，而每一屍堆處多至數千具。以上均系腐爛不堪，運埋頗不易，其狀之慘，數百年來所少見矣。”
而僅僅這份報告中所涉及掩埋的屍體就達到瞭29856具。
慈善組織赴南京掩埋屍體的檔案。上海檔案館供圖
南京大屠殺史檔案與一般的歷史檔案不同，它作為人類創傷性記憶的一部分，作為歷史廢墟的載體，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與警示性意義。
2009年4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三傢單位(下簡稱“南京的三館”)，決定聯合申報中國記憶遺產，邁開瞭申遺的第一步。
2014年，除瞭上面提到的南京的“三館”外，新增加瞭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等四傢檔案館，申報的隊伍擴大為七館，申報的內容也由原先的五組檔案，擴大至十一組，並最終於2015年申報成功。
《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之路。來源：視覺中國
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顯示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特別是在檔案方面，不僅僅是南京一傢的事情，更需要各方聯手，特別是作為上海來說，在當年是世界瞭解南京大屠殺的最主要窗口，更有必要出自己的一份力。
事實上，隨著對於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許多人和事情紛紛浮出水面，由於種種原因，相關檔案並不是十分完整，有些還散落在海外，這更需要我們從全新的角度去研究。
編輯：周春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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